编者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作为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发祥地之一，上外建校以来为国家培养了无数专业外语人才。本期《回眸》专栏带我们回忆峥嵘岁月，共同了解上外“中师班”17年间的点滴故事。
难忘“中师班”
我于1976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留校，进英语系任教。经过几年见习，高校开始招收研究生时考入本校，1983年硕士毕业被调整到刚刚成立的英语二系。那一年，国家教委委派的“中师学历班”培训任务刚刚下达，“中师班”的教学和管理成为新成立的英语二系的主要职责之一。1995年，上外成立国际经济法学院（后更名为法学院），英语二系并入其中，“中师班”同时转入“法学院”，继续完成最后五年的专项任务。
也就是说，我作为外语教师的职业前期，是与中师班的教学和中师班的学员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幸同这批“教师学员”们打了17年的交道，大多数至今仍有联系。他们的年龄与我相仿，比高中毕业后进校的学生要大很多，不少已有家小，但他们克服起点低、任务重的困难，珍惜机会，勤奋刻苦，绝大多数圆满完成了“再学习”的任务，并返回原单位工作，成为骨干。这是一批好学自律、懂得感恩的特殊学生，让曾经在英语二系任教的老师和行政工作人员每每在回忆中不乏赞美之词。
80年代初虞建华教授在“中师班”授课
当时，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不久，中国的经济、法制、教育都在摸索中前行，一切尚在重整重建之中。在头绪众多的改革事务中，外语教学被放到了学校教育中十分显要的地位。要学习先进科技，逐渐赶上发达国家，外语能力必不可少。当时我国的中等教育状况不佳，合格的外语师资十分紧缺，边远地区尤其如此。
与此同时，涉外企业开始了最初的发展，对懂外语的青年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当时教师工资微薄，很多中学英语教师离职另谋出路，让中学外语教学陷入困境。来自新疆的中师班学员金菊后来告诉我们，在乌鲁木齐的很多高中，英语教师中连获得过正宗的大专学历的都不多，很多教师是中专的“提高班”毕业生，“区内承认”为大专学历。在当时的情况下，稳定队伍，培养重点中学骨干，便成了当务之急。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教委下达“红头文件”，向几所重点高校委派中学骨干教师学历班的再培训任务，努力为中学教师创造机会，逐渐让他们形成领头教师团队，稳定队伍，带动全体，提高教学质量。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
虞建华教授（右一）、时任学院书记董颖（左二）及中师班学生合影
国家教委选定五所国内外语教学实力比较厚实、师资和教学水平比较高的大学为培训单位，除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外，还包括北京外国语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和西南师范学院，下达中学英语教师本科学历班的专项招生任务，面向新疆、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云南、贵州、陕西、广西和东北三省的重点中学的英语教师，计划中连续招生15年，通过本人报名，学校推荐，择优录取。学习时间为全日制两年，学习相当于大学专业英语三、四年级水平的课程，毕业授予本科学历。这一中学教师扶持培训计划的学员，在各高校被简称为“中师班”。
“中师班”招生对象必须是在编在岗的中学英语教师，条件是政治素质好，具有大专或相当于大专的学历，教学认真且水平较高的青年教师。承担培训任务的五所大学绕开高考或专升本的正式考试，自己设定试卷，包括口试和笔试，分赴各边远省区，实施考试，进校后进行两年严格、高强度的集中培训。在当时边远地区的中学，具备正宗大学学历的外语教师凤毛麟角。名校的本科学历是有吸引力的，但被推选和录取的人员必须与所在省或自治区的教育厅和所在学校签订合约，毕业后返校工作，不得他处谋职。
上外的招生地区是新疆和宁夏两个自治区，外加甘肃、辽宁和吉林三省。开始每年招收两个班，共50人左右，但很快在对象地区的强烈要求下，最多时每年达四个班100人左右。到了约定的15年培训的后期，各地师范院校大批毕业生进入中学，中学外语师资情况已经大大改善，因此最后两年减少至一个班，25人左右。在这个为期15年的国家中师扶持计划中，上外共计培养了700多名“中师班”毕业生，为各地的中学（尤其是重点中学）的高中英语教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毕业生从上外返回原单位，站在更高的起点上从事教学，将新的教学观念和经验带回学校，带动了其他教师，也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上外为“中师班”配置了强大的师资，由著名的秦小孟教授和张承谟教授领衔，教师队伍中还包括当时年富力强的艾祖星、袁鹤娟、王竞等“实力派”副教授，青年教师中包括后来成为博导的柴明颎和我本人。“中师班”的课程是特别设置的，不必与全日制四年本科生的后两年完全匹配。比如，英语专业课程得到强化，而其他课程有所压缩；适量的教育学方面的课程融入了教学计划。另外，英语专业毕业必需的第二外语，对他们不作要求，但仍然作为选修课供希望再涉猎第二外语的学员选择。培训任务的目标十分明确：尚实务，重实效，解决迫切问题，提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花东帆、白丽诗（Betty Barr）、虞建华都为“中师班”授课（从左到右）
尽管经过了各培训高校的口试和笔试的淘选，进校的学员在外语能力方面仍然参差不齐，有的阅读能力很强，有的连基本词汇量也不足。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英语发音。当时录音资料与设备稀缺，接触英语国家的人机会更少。我们特别设定了“语音过关”的门槛，每个学员必须“跨过”这道门槛才能毕业。这项对于有些学员轻而易举的任务，对于另一些乡音较重的，则是千难万险。我们开设专门的语音课，组织专门的教师对困难学生一对一辅导，一遍又一遍，一月又一月，反反复复，直到过关。这批学员一般十分自觉，让教学人员省心不少，但类似矫正发音的事，又要求我们耐心付出。
计划开始几年后，由国家教委牵线，承担“中师班”培训的五所高校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共同成立了“中国高中英语教师培训计划”（SMSTT）。这项有“中国特色”的教师培训项目，也成了英国政府海外发展署（British Overseas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重视的一部分。教委对“中师班”教育极为重视，要求五校每年召开合作交流会议，与英国合作后英方专家也参加。英国文化委员会向五所高校派出语言教学专家，参与具体的日常教学，开设多门特色课程，更与承担培训任务的高校一起，进行教学和课程改革，为此类教师共同设计、编写专门教材。英国专家们带进了国外的教学理念，也影响了我们整体的教学思路。“中师班”培训后半程使用的都是中英双方专家共同编写的教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英国文化委员会还为中方从事“中师班”教学的教师提供去英国进修的奖学金。由于英方的加入，中师培训成了国际合作项目，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由于英国教师参与教学，师资力量明显加强，教学更加活跃多样，学生的学习气氛也更加浓烈。
“中师班”的学员同一般的本科生很不一样。他们本身是外语教师，有至少数年外语教学的经验，知道平时希望学生如何预习，如何复习，更知道课堂内外应该有的学习态度。他们的基础、精力、记忆可能不如比他们小好多岁的其他本科生，但他们的主动性、自觉性、吃苦精神更强。在中学任教多年后能进名校“再造”，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刻苦精神，也是其他学生中少见的。他们并不因为年龄稍大而成为学校中相对沉闷的一批，而恰恰相反，这批来自中学教师的学员多才多艺，能歌善舞，让英语二系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来自延边、新疆的教师学员们，尤其是少数民族学员，可以在联欢节庆，甚至开会休息的时间，落落大方地翩翩起舞。由中师班学员组成的乐队，曾经是上外最拿得出手的表演团队。
虞建华教授（左二）与外籍教师、同学们在一起
我1983年本校硕士毕业被调配到刚成立的英语二系后，首个任务就是携带着笔试卷和口试用的录音带，与当时的系副主任袁鹤娟老师一起到甘肃兰州招生，对来自该省各地被推荐的年轻英语教师进行笔试和口试。很多考生来自甘肃边远县城，当时交通落后，到兰州参加考试要经过两三天公交车的颠簸。他们也住在我们下榻的同一个招待所，考试后有机会与多名参考的青年教师闲聊，让我对很多地区艰苦的教学条件有所了解，更让我对他们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对教师岗位的坚守、对业务水平长进的渴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我与后来的中师班学员最初的接触和最初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感到，这些教师太不容易，也太让人尊敬，内心非常希望他们都能得到内地高校进修的机会。但是我们无能为力，受名额所限，只得撇下大多数人。我本人也曾是没有多少知识的“知识青年”，离开上海上山下乡，体验过安徽淮北贫困的乡村生活，几年后获得机会返城读大学，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与他们的交谈给了我一种养尊处优的不安，也让我在后来的教学中尽可能认真负责地上好每一堂课，成为系主任和院长后，也一直希望能为“中师班”多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们在西北和东北五省招收了第一批50名学生，1983年9月进入上外。我任教高级英语（又叫精读课），自动成为“班主任”。这期间，1988年我去英国攻读博士，1992年初求学归来，回到英语二系。回国不到20天，我就当了系主任，主要工作之一仍然是“中师班”，直到1999年送走最后一批学员。我们在1997年按计划招收了最后一批“中师班”学员，两年后的1999年他们毕业，圆满完成这一极具效果的中学英语师资人才培养计划。这一举措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教育走向繁荣的最初铺垫和对策之一。这15年中，700余名“中师班”毕业生拿着上外的本科学历走出校门，大多返回原地，走进边远省份中学的课堂，成为当地的中学英语教学的一支生力军。各届毕业生互相串联，交流经验，形成一股新的教学骨干力量，起到了当时国家教委领导期待的领头羊的作用。
走出上外、北外等高校的“中师班”学生，理论和实践能力均超过当地一般教师，被赞为“鹤立鸡群”。这一评价被用于关于中国英语教师培训调研著作的书名《鹤立鸡群？一个中国英语教师培训项目的评估》（A Crane among the Chickens? — Evaluating a Training Programme for English Teachers in China）。书是用英文写的，由英国来华的“中师班”专家托尼·沃德（Tony Ward）和白丽诗（Betty Barr）主撰，1995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是“中师班”规划后期由国家教委和英国海外发展计划共同发起设立的一项专门评估计划，主要参与者除了上述两名英国专家外，还有其他中国教师参与，如我校的柴明颎、花东帆等。
《鹤立鸡群？一个中国英语教师培训项目的评估》
专项评估是“中师班”培训项目的后续性研究和总结，跟踪采访和调研进修后学员返回当地高中的各种状况，从来自各地的反馈对以“中师班”为模式的中国英语师资培训进行总结探讨，评估其成就与不足。这一后续计划以上外“中师班”毕业生为主要调查对象，问卷发至所有上外“中师班”毕业生，但主要集中在1988—1992年的170名学员，对他们返回本地学校后的教学情况进行跟踪。调研的主要目标是“中师班”计划是否改变了受训中学教师返回学校后的教学观念、教学实践和教学效果。中、英双方教师通过问卷进行数据分析，也组成几个调研小组前往部分“中师班”毕业生所在的学校听课，与学校的同事进行访谈，与学生座谈，了解具体问题，如引入新教学理念和新教学方法的效果，或新理念与方法在原学校受阻的原因等。中、英双方人员组成的调研小组进行纵向（培训前后）和横向（同校的其他教师）的比较，总结经验，找出问题，以便为今后类似的培训，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外语师资培训，提供参考和借鉴，摸索中国历史语境中英语教师培训的新路子。
国家教委的最初计划中，15年的中师培训结束后，依情况决定作为特殊政策的“中师班”学历培训是否继续。由英国专家为主撰写的调查报告也认为“中师班”模式总体上十分成功，建议延续“中师班”培养模式，由政府继续资助这项行之有效的教师培训措施。但在这些年中，中国的教育，就像中国的经济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师范院校和其他高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很多进入各地的各类中学和高中，虽然优秀资源仍然不够，但总体上师资紧缺的状况已有所缓解，教学质量已全面提高。事实上“15年计划”的最后三四年，各校的“中师班”招生规模都已相对缩小，上外在最后两年每年招生一个班，20余人。教育部决定让承担“中师班”培训的高校按自己的规划发展，不再下派“第二批”任务。
但是“中师班”的故事没有结束。“中师班”同学之间，他们与上外的教师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和交流。有些通过继续努力考取上外硕士研究生，重返母校进行更高层次的学习。有些在很多年后陪着考取上外的子女前来报到，更多的人在自己任教的学校鼓励他们的优秀生以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为目标努力学习。我们遇到前“中师班”的子女和学生，踏着父辈和老师从前走过的路，通过高考来到上外时，总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看到了枝蔓还在延续，我们的付出和他们的努力又结出了新一季的果实。我本人曾先后担任过三个班的班主任，在我担任班主任的“中师班”学员中，很多人后来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比如，张军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现在是国际知名语言学教授；刘剑目前担任了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局长；马月英现在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还有很多在中学当了校长、副校长或教导主任，更多学员则兢兢业业执教直到退休；而多年参加“中师班”教学的英国专家Betty Barr，由于对中英友好作出的杰出贡献，获得了英国王室颁发的勋章。
毕竟，从最早一批“中师班”进校至今，已经3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这段时间里见证了中国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巨大发展。一些热情投身于“中师班”教学、兢兢业业从教的老师们，如，秦小孟教授和张承谟教授，袁鹤娟和王竞副教授，还有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来自边远地区“中师班”学员的董颖书记，现在都已不幸离开了我们。像我这样的青年教师，也已到了退休的年龄。2017年夏天，87届“中师班”学员相约上外，举行的30周年同学聚会，邀请我们参加，年逾80的外籍教师Gail Everette也兴冲冲从美国赶来，参加她任教的那一届“中师班”学生的上外聚会。她与原来的学生们依然如此亲近，聚会后又由学生们带着去他们的家乡——新疆、宁夏等地游览。
87届“中师班”学员30年后再次相约上外
人已走，茶不凉，情依然。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任务，给了我职业生涯最初一段时间特殊的、珍贵的体验。
（本文摘自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往事历历 40年回眸：知名外语学者与改革开放》）
作者介绍
虞建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博士生导师。现/曾任学术兼职包括教育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突出贡献专家协会常务理事，作家协会会员；担任《外国语》、《译林》、《外语与翻译》、《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等杂志编委。出版著作有《新西兰文学史》、《杰克·伦敦研究》、《英语短篇小说教程》、《美国文学大辞典》等。
